她曾是身着白大褂的医生，如今是手握法律武器的“守桥人”。全国多起知名医保案律师邵颖芳，用近十年的时间，坚守于医疗与法律交汇的险滩，为民营医疗行业筑起一道无形的“护栏”。她屡屡在法庭上获胜，救当事人于囹圄，但心中却常怀痛楚：“赢了官司，但我很心痛！”
作者｜刘畅
来源｜看医界
她曾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系毕业的科班医生，如今却是中国民营医疗界知名的法务“护航人”。
从公立医院精神科医生，到知名医疗律师、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股权高级合伙人，邵颖芳用近十年时间，在医疗与法律交汇的土壤中，走出了一条既艰难又坚定的专业之路。
她曾代理温州永嘉江南医保案、六盘水水城医保案等多起轰动全国的医保争议案件，也帮助多家民营医院在行政诉讼、合同纠纷、学科共建等案件中扭转困局。她是多家品牌民营医院和医生集团的常年法律顾问，也是“看医界”连续多年在上海医交会会前举办的“医疗法务合规管理训练营”的总策划和主讲专家，长期致力于为中国民营医疗健康发展筑起一道法律“护栏”。
然而，这位在法庭上屡屡获胜的律师，心中却常怀痛楚。“当事人虽然重获自由，可医院却已经垮了，团队散了，患者的治疗被迫中断，医生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在这些案件里，我见证的不只是破碎的梦想，更是整个民营医疗在政策执行与执法环境中面临的困境——这一切，让我无法不心痛，也无法停下脚步。”
救得了自由，救不回破碎的职业生涯
与大多数律师不同，邵颖芳在成为知名的医疗案件律师之前，曾亲身穿着白大褂，是一名真正的医生。
2005年，从医科大学毕业后，邵颖芳踏入了上海一家公立医院，开始了精神科医生的职业生涯。七年的临床经历，不仅让她深入理解医疗体系的运作逻辑，也塑造了她理性而严谨的思维方式。这段岁月，也为她日后精准把握医疗案件的核心争议，埋下了不可替代的伏笔。
2014年，随着国家医改政策向社会办医倾斜，她看见了医疗法律服务领域的广阔天地，逐步将专业重心转向民营医疗的法律保障。2016年起，她着手组建专业团队，力求为医疗创新项目提供一站式法律支持。
然而，真正踏入这一领域，她才意识到，民营医院在医保政策与执法现实间的困境远超想象。令她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温州“安佳因”药品医保案。
在这起案件中，一位郑姓主任医师因开具凝血因子药物“安佳因”，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留，随后经检察院批准逮捕。直至法院最终同意对其取保候审，郑主任已被持续羁押长达14个月。
该案争议焦点在于：血友病患者需长期使用凝血因子药物，但国家政策规定仅报销出血时用药，预防用药不报销。医药代表通过“现金补贴”模式吸引患者开药，导致患者在未出血时违规开药，造成医保基金损失。公诉机关认为医生应知医保政策，从违规结果反推犯罪合意。
邵颖芳在辩护中强调，应坚持主客观统一原则，医生主观故意是关键；医保的审核义务不应过度加于医生，系统应负责监控。“除非有确切证据证明医生与患者形成了非法占有医保基金的共同故意，否则不能追究医生的刑事责任。”
更令邵颖芳揪心的是，此类案件一旦涉案金额被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诈骗罪的“数额特别巨大”，起刑点就在十年以上，且不能适用缓刑。在这种严峻的法律条文项下，前期想要获得取保候审，难度可想而知。
经过两轮激烈庭审，邵颖芳团队凭借扎实的辩护，最终为郑医生争取到取保候审。然而，14个月的铁窗生涯，早已将这位医生的职业生涯击得支离破碎。
“即便最终获得无罪判决，这14个月的羁押、名誉的损毁、职业的中断，都是无法弥补的。”邵颖芳的话语中满是痛惜，“截至目前，案件仍在审理中，郑医生的命运，依然悬而未决。”
法律的胜利，无法阻止一家医院的“死亡”
同样让邵颖芳感到无力的，还有温州永嘉江南医保案。这起被视为捍卫民营医院自主定价权的“里程碑之战”，是她代理的最具代表性的案件之一，但最终的结局，却成为她心中一道难以抚平的遗憾。
此前，温州永嘉江南医院因在人工晶体采购与销售环节存在差价，被医保部门认定涉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9名股东被刑事立案。邵颖芳在深入研读案件后提出，民营医疗机构依法享有自主定价权，购销差价本身是市场常见现象，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欺诈，需审慎界定。
最终，法院判决该院不构成诈骗罪。这一胜诉不仅挽回了企业的声誉与经济损失，更深远的意义在于，为民营医疗机构如何合法合规行使定价自主权提供了宝贵的司法实践参考。
该案一审审理期间，永嘉江南医院的几位股东曾来到“看医界”主办的上海医交会现场，寻找新的发展机遇。他们曾满怀希望地对邵颖芳说：“我们想继续办医，想为患者做点实事。”然而，尽管获得了免予刑事处罚的结果，医院却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被迫关停，最终将面临消亡——一场看似胜利的官司，带来的却是当地医疗服务一项实实在在的损失。
在西南省份，六盘水一家民营骨科医院的遭遇更让人唏嘘。2023年，该院因高值耗材加价率超过当地一份2003年发布的文件规定的8%，被指控骗保601万元。检察院建议对医院实际负责人判处十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是一份出台近二十年的文件，其上位法依据早已被废止，且文件明确适用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而涉案医院是营利性医疗机构。”邵颖芳在查阅59本卷宗后发现了关键问题。
她立即以个人名义向省司法厅提请对该文件进行合法性审查。2024年1月，省司法厅转交了省医保局的回函，回复中明确：该文件不适用于营利性医疗机构。十天后，被羁押八个月的当事人终于获准取保，在春节前与家人团聚。
七个月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采纳了辩护律师关于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认为检察院指控的诈骗罪罪名不成立。然而，此时的医院早已成为一栋空楼，在漫长的诉讼中失去了再次启动运营的能力。
“我们救回了人，但救不回一家医院。”邵颖芳痛心地说，“刑事案件一旦介入，医保停拨、员工离职、供应商诉讼蜂拥而至，对于主要依赖医保患者的民营医院而言，这几乎是灭顶之灾。”
为民营医疗公平执法的环境而呼吁
比起个案中的法律攻防，更让邵颖芳忧心的，是萦绕在民营医疗周遭的复杂司法环境。多年与案件交锋的历程中，她清晰地看到，许多困境的根源并非医疗行为本身，而是源于执法环节的差异与滞后。
在她看来，当前医保执法环境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关注：“首先是区别对待。同样的违规行为，公立医院很少被直接暂停医保资质，而民营医院却常被‘一刀切’执法。其次是政策滞后，一些二十年前的文件仍在被作为执法依据，与当前国家鼓励社会办医的政策导向严重不符。”
更令她担忧的，是执法标准的不统一。“同样的问题，在A地被视为一般违规，在B地却被认定为刑事犯罪。这种不确定性，给民营医院带来巨大的运营风险。”
邵颖芳讲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案例：青岛一家医院在接到医保部门的检查通知后，积极配合并将追缴款项主动缴纳。然而一年后，医保部门却将这个已经处理完毕的案子移送公安机关，成了刑事案件。“当事人最终一审被判五年六个月。这种对已结案件的二次归罪，无异于一次残酷的‘秋后算账’。”
对于近年来日益严格的医保监管，邵颖芳认为有其必要性，但执行层面需要更加规范。“国家医保局2018年才成立，是个很年轻的部门，执法过程还在逐渐完善。但我们希望它更快地走向规范、透明、公平。”
帮助当事人以最小成本赢得最大化权益
除了医保案件，邵颖芳在长期的执业过程中发现，民营医院还面临着合同纠纷、投融资架构、学科共建等多重法律风险。
在她代理的上海某医院与某医生集团合作纠纷案中，对方在诉讼伊始便主张双方合作实为“科室承包”，并请求法院确认双方合作协议中的保底条款无效。“若该主张成立，不仅意味着保底条款失效，更将从根本上否定整个合作模式的合法性。”邵颖芳敏锐地指出问题的严重性。
为反驳对方的承包主张，她从双方合作管理、财务处理、人员合作等方面进行举证双方之间属于“学科共建”。最终，法院采纳了她的代理意见，认定双方合作属于学科共建而非科室承包。在二审阶段，她更是促成双方达成调解，一揽子化解了多年积累的争议。
回顾该案，邵颖芳分析，对方医生集团一审全面败诉的原因在于其以利益最大化趋势，单方面推翻合作条款约定，并且采取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错误诉讼策略，向法庭表示双方合作系违法行为——科室承包。并且在一审审理期间对方始终拒绝调解，错过了化解争议的最佳谈判时机，最终法院驳回了其全部诉讼请求。
而邵颖芳团队则始终保持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协助法院查明真相，提供了大量证据材料。二审时，对方更换了代理人，愿意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进行协商，经过双方代理人的努力，最终促成了双方的庭外和解。
邵颖芳表示，诉讼是双向的，一方满意，另一方就会不满意，要达到双方都满意唯有调解。诉讼效果不能简单等同于判决结果，作为法律共同体的一员，律师在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同时，能帮助当事人以最小成本赢得最大化权益，才是律师追求的终极目标。
“诉讼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在法庭上打败对手，而是为了解决商业上的困扰。”邵颖芳表示，“有时，一套能够彻底了结所有潜在争议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其商业价值远大于一个虽胜诉但遗留诸多隐患的判决。”
从“救火”到“防火”，做行业的“守桥人”
目睹了太多“赢了官司、输了未来”的悲剧，邵颖芳越来越多地将工作重心转向风险预防。她形象地将自己的工作比作“守桥人”：“桥的栏杆不一定要时刻被扶着，但它必须在那里，才让过桥的人时刻感到安全。”
如今，她担任多家民营医院和医生集团的常法顾问，致力于将法律服务前置，帮助机构在创建之初就构建合规框架。“最高级的法律服务，是让客户远离诉争，永远不要对簿公堂。”她如是说。
基于大量一线案例的沉淀，她为民营医院勾勒出清晰的合规路径。在她看来，坚守医疗本质、彻底杜绝弄虚作假是不可动摇的底线；同时，一套完善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是抵御风险的内部堡垒。
对于一些可能触碰红线的关键环节，邵颖芳进行了精准的拆解。针对高值药品和耗材，她建议医生和医院必须深入研究医保报销政策，密切关注地方规定。在“飞检”日益常态化的趋势下，她尤其提醒要警惕医疗编码的更新问题：“国家正在推行统一医疗编码，过渡期间极易因对应错误被认定为串换编码，导致所有对应费用被拒付，甚至可能升级为诈骗指控。”
此外，股权结构这类顶层设计也常是民营医院的“阿喀琉斯之踵”。她举例道：“我曾接触一家医院，共有9位股东，股权过度分散不仅导致决策效率低下，更在盈利分配时屡屡引发纠纷。”在她看来，许多表面上的法律案件，根源往往始于股权矛盾。
除了为机构提供一对一的“防火墙”服务，邵颖芳还积极通过行业讲座播撒合规的种子。2025年，她将继续作为核心讲师，出席“看医界”于12月13—14日举办的医交会，并在12月12日的会前讲座——“2025中国医疗法务合规管理训练营”中，系统讲解医疗机构的医保与日常运营合规管理，助力民营医院规避风险、行稳致远。
永不言悔的使命之路
“选择了这个赛道，我从未后悔。”回首近十年医疗律师生涯，邵颖芳语气坚定。她坦言，不仅无悔于当初的职业转型，甚至觉得“应该更早一点走出来”。“这个领域始终让我感受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每一步都充满意义。”
对她而言，最大的成就感不仅来自于将被羁押的当事人从看守所中解救出来，更来自于在风险发生前就将其化解的笃定。她分享了一个关键案例：在肺炎13价疫苗断档期间，她果断否定了其顾问单位拟开展的从境外“引入”疫苗的新业务板块，因为该业务属于涉嫌销售假药的犯罪行为。“虽然企业未能获得此业务带来的红利，但我们成功规避了负责人可能面临的刑狱风险，也为企业免去了一场颠覆性打击。”
这样的理念也体现在贵州某民营医院飞行检查案中。在正式行政处罚决定下达前，她的团队便已经提前介入，了解相关情况，通过专业的陈述申辩和扎实的证据材料，最终将涉嫌违规的医保基金金额从最初认定的350万元大幅降至3000余元，行政处罚也仅定格在三倍。
“如果能早期介入，很多风险是完全可以规避的。”邵颖芳强调道，语气中带着一丝惋惜，“但现实中，太多医院直到被立案侦查才寻求法律帮助，那时往往为时已晚。”
如今，她的视野早已超越个案胜诉，投向整个民营医疗行业的法治环境与未来发展。“《医保基金监管使用条例》的实施细则刚公布征求意见稿，《医疗保障法》也仍在草案阶段。这些关键立法进程都需要我们持续关注和推动，以便更好地为民营医疗事前规避风险。”
对于未来3-5年民营医院的发展，邵颖芳预测合规要求会越来越高，同时专科化、差异化将成为生存的关键。“没有专科优势的民营医院，生存压力会非常大。同时，如何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也是他们面临的重要挑战。”
邵颖芳的办公室内一直珍藏着一面2020年客户赠送的锦旗。彼时，邵颖芳团队在错综复杂的法律程序中与时间赛跑，通过精准的财产保全与诉讼策略，前后辗转三家法院，凭借五份民事裁定书，二份民事判决书，历时一年半，最终为75岁的周老先生保住了安身立命的房产。案件尘埃落定后，老人动情地说：“非常感谢你们，你们保护了我一生的积蓄啊！”
而在整个过程中，当事人始终只有一句话：邵律师，我听你的，你只要告诉我该怎么做。在邵颖芳看来，这份超越官司的完全信任，或许正是她在艰难时刻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即便前路仍有艰难，她相信，法治的进步、行业的成熟，正是在每一次的“心痛”与反思中，缓缓向前。作为民营医疗行业的“守桥人”，她将继续用自己的方式，守护这个充满挑战却又至关重要的领域。（本文为《看医界》发布，转载须经授权，并在文章开头注明作者和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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