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由刘平章先生口述，刘明章先生和章玉政老师执笔整理的新书《我的父亲刘文典》。想到刘先生是安徽大学的首任校长，这引起了我们这些安大人的浓厚兴趣。于是，又寻得章玉政老师的《刘文典传》共读，受益颇丰。在民国大师辈出的时代，刘文典常以“狂人”形象示人——他自称天下懂《庄子》者仅两个半人，敢与蒋介石当面争执，瞧不起沈从文等新文学作家。这些轶事往往掩盖了他身上更为珍贵的品质：作为教育家的创新精神，作为教师的育人情怀，和作为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刘文典先生先后在北大、清华任教，抗战时期又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学问精深，性格耿直，对学生更是平和友善。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先生开设了《庄子》《文选》等课程。他的讲课风格独特，常常乘兴随意，而又别开生面。上《文选》课时，刘文典总是带上一壶茶。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饮茶，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在诗词写作课上，他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巧妙概括作文要义：“观”即观察生活，“世”为通晓世情，“音”是讲究音韵，“菩萨”则是心怀众生、担当社会责任。如此化深奥为生动，融通儒释，足见其教学智慧。
他不是红学家，然兴致所至，偶一次《红楼梦》随谈，结果令人叫绝。
刘文典先生开讲《红楼梦》时，号召力太大，教室装不下太多的听众，西南联大的广场就成了他的讲坛。一支蜡烛，一副桌椅，众人席地而坐。刘文典身着长衫，款款而至。一位女生，细心沏茶，先生满饮一杯，昂然而起，一字一顿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吃仙桃一口足矣。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讲过！今天跟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一部《红楼梦》，以四字蔽之，这四字是“蓼汀花淑”。先生的讲解用上了音韵学：“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一幅题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淑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就中意薛宝钗了。”此说一出，下面立刻“哦”的一声，众人仿佛醍醐灌顶。《红楼梦》的主旨迎刃而解，要义也昭然若揭。
刘先生不仅学问做得好，书教得好，对学生更是倍加呵护，保护有加。在西南联大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先生注意到有一个来自北方的学生衣衫单薄，难以抵御昆明的湿冷冬天。他二话不说，回到家中就让夫人找出一件自己的毛衣，亲自送给这位学生御寒。历史上，世人只知道他曾因顶撞蒋介石而被视为狂傲，却不知道，那是他在用生命保护爱国青年。蒋介石要求他严惩“闹事”学生，并交出共产党名单，他当面抗争：“我不知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这一著名事件的根本出发点，正是他作为一校之长保护学生的强烈责任感。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一次，因为陶光备新课太忙而忘记了按时来跟刘老师探讨学业。不料，再见面时，他就被刘文典老师数落“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陶光心中一丝不悦，正欲辩解，忽见刘文典一拍桌子，大声道：“我就靠你成名成家，将来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见此情景，陶光彻底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老师视陶光为“吹牛的本钱”一语，激励着陶光一生勤奋。
1949年，陶光不顾导师刘文典先生“毅然留在大陆”以身垂范之暗示，接受了同窗许世瑛的邀请，去了台湾师范大学。陶光在台湾的生活并不顺遂。最终，在1952年因肺结核病逝于台湾配资咨询平台，年仅39岁。刘文典得知爱徒客死他乡的噩耗后，悲痛万分。他亲自为陶光撰写了一副挽联：“秘校寓言，庄生试看陶潜柳；灵均逝矣，楚辞痛损汉庭光。”这副挽联不仅情真意切，更巧妙地嵌入了陶光的名字和他的学术专长。这是导师丧徒的巨恸、知音永逝的孤寂、对学术传承断裂的忧惧，以及对陶光在台湾坎坷命运的愤懑与无奈。在陶光去世后，刘文典因伤心过度，一度拒绝再为世人讲授《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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