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由刘平章先生口述,刘明章先生和章玉政老师执笔整理的新书《我的父亲刘文典》。想到刘先生是安徽大学的首任校长,这引起了我们这些安大人的浓厚兴趣。于是,又寻得章玉政老师的《刘文典传》共读,受益颇丰。在民国大师辈出的时代,刘文典常以“狂人”形象示人——他自称天下懂《庄子》者仅两个半人,敢与蒋介石当面争执,瞧不起沈从文等新文学作家。这些轶事往往掩盖了他身上更为珍贵的品质:作为教育家的创新精神,作为教师的育人情怀,和作为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
刘文典先生先后在北大、清华任教,抗战时期又在西南联大任教。他学问精深,性格耿直,对学生更是平和友善。在西南联大期间,刘文典先生开设了《庄子》《文选》等课程。他的讲课风格独特,常常乘兴随意,而又别开生面。上《文选》课时,刘文典总是带上一壶茶。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饮茶,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在诗词写作课上,他以“观世音菩萨”五字巧妙概括作文要义:“观”即观察生活,“世”为通晓世情,“音”是讲究音韵,“菩萨”则是心怀众生、担当社会责任。如此化深奥为生动,融通儒释,足见其教学智慧。
他不是红学家,然兴致所至,偶一次《红楼梦》随谈,结果令人叫绝。
刘文典先生开讲《红楼梦》时,号召力太大,教室装不下太多的听众,西南联大的广场就成了他的讲坛。一支蜡烛,一副桌椅,众人席地而坐。刘文典身着长衫,款款而至。一位女生,细心沏茶,先生满饮一杯,昂然而起,一字一顿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吃仙桃一口足矣。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讲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讲过!今天跟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一部《红楼梦》,以四字蔽之,这四字是“蓼汀花淑”。先生的讲解用上了音韵学:“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一幅题字,笑道:‘花淑二字便妥,何必蓼汀。’花淑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就中意薛宝钗了。”此说一出,下面立刻“哦”的一声,众人仿佛醍醐灌顶。《红楼梦》的主旨迎刃而解,要义也昭然若揭。
刘先生不仅学问做得好,书教得好,对学生更是倍加呵护,保护有加。在西南联大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先生注意到有一个来自北方的学生衣衫单薄,难以抵御昆明的湿冷冬天。他二话不说,回到家中就让夫人找出一件自己的毛衣,亲自送给这位学生御寒。历史上,世人只知道他曾因顶撞蒋介石而被视为狂傲,却不知道,那是他在用生命保护爱国青年。蒋介石要求他严惩“闹事”学生,并交出共产党名单,他当面抗争:“我不知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这一著名事件的根本出发点,正是他作为一校之长保护学生的强烈责任感。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一次,因为陶光备新课太忙而忘记了按时来跟刘老师探讨学业。不料,再见面时,他就被刘文典老师数落“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陶光心中一丝不悦,正欲辩解,忽见刘文典一拍桌子,大声道:“我就靠你成名成家,将来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见此情景,陶光彻底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老师视陶光为“吹牛的本钱”一语,激励着陶光一生勤奋。
1949年,陶光不顾导师刘文典先生“毅然留在大陆”以身垂范之暗示,接受了同窗许世瑛的邀请,去了台湾师范大学。陶光在台湾的生活并不顺遂。最终,在1952年因肺结核病逝于台湾配资咨询平台,年仅39岁。刘文典得知爱徒客死他乡的噩耗后,悲痛万分。他亲自为陶光撰写了一副挽联:“秘校寓言,庄生试看陶潜柳;灵均逝矣,楚辞痛损汉庭光。”这副挽联不仅情真意切,更巧妙地嵌入了陶光的名字和他的学术专长。这是导师丧徒的巨恸、知音永逝的孤寂、对学术传承断裂的忧惧,以及对陶光在台湾坎坷命运的愤懑与无奈。在陶光去世后,刘文典因伤心过度,一度拒绝再为世人讲授《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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